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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樟柯談中國電影 《色,戒》有遺憾

賈樟柯在拍片現場

徐百柯(以下簡稱“徐”):《小武》拍出來10年瞭。11月23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紀念觀影會上,許多人說自己是“小武”的老朋友,也有許多人是第一次見到“小武”。10年間,《小武》從一個“暗號”變成瞭一個坐標。而我另一個感覺是,賈樟柯也越來越成為一個符號,或者說一個代名詞。

賈樟柯(以下簡稱“賈”):這也是我今天特別想和你談的一個問題。剛碰著件事,前幾天在重慶搞瞭一個高校電影研討會,然後出瞭一條新聞叫“賈樟柯老師狠批《赤壁》、《色,戒》等票房大片”。以為是說我,可我根本沒看過《赤壁》,懷孕滴雞精怎麼評論人傢呢。網上點開一看,哦,他沒有講清楚是“賈樟柯的老師”,北京電影學院一位教授的觀點。本來和我沒關系,不用提我,或者加一個“的”也行。但媒體做新聞的時候,就這麼“含糊”瞭。滴雞精價格

徐:在很多場合能見到一種表述,“像賈樟柯這種電影……”觀眾這樣說,影評人這樣說,制片方這樣說,院線也這樣說。在這個抬頭後面,可以是各式各樣的見解,截然相反甚至風馬牛不相及。我想每個發言者心裡都台中滴雞精哪裡買有各自的解讀,都希望用“賈樟柯”這個符號來表達他自己的美學趣味和文化立場。所以我很好奇,你自己怎麼定義自己的電影。“賈樟柯這種電影”,究竟是什麼電影?

賈:像誰誰這種電影,那肯定是一批這樣的電影。這可能意味著很多的標簽,比如說“低成本”、“拒絕明星”、“廣大觀眾不愛看”,或者應該說狠一點,“靠出賣中國的苦難贏得國際認同”,還有一種就是“自私自利、隻顧表達自我、不顧大眾感受”,甚至是“潛在的不安全”。那“不像賈樟柯”的有哪些呢?商業電影肯定不像,主旋律電影肯定不像,然後,我也不知道瞭。

我們認識一部電影或者一個導演的時候,千萬不要符號化,一符號就簡單化瞭。比如說我拍電影這10年的關鍵詞,有人一直在找,找到瞭兩個,一個就是邊緣,一個就是底層。我非常不喜歡這兩個詞。很多沒有看過我電影的人,都會說,哎呀你是賈樟柯,我沒看過你的電影,但是我知道你,你是專門拍底層人的。或者看過的,會說,哎呀我特別喜歡你,你拍的邊緣人群真好。

我覺得邊緣這個概念,首先帶有少數群體的意思,起碼在中文裡面是這樣子的。但從《小武》開始,我內心的感受,我的努力,與此恰恰是非常相反的。我想拍大眾,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態。我翻看自己以前寫的文章,大量的表述都是在講中國城市化的過程。這個過程中,目前的城市人口還非常少。13億人,當時的統計是8億生活在農村,最起碼有兩三億生活在中小城市,大城市可能就是一兩億左右。當時的銀幕空間裡邊,普通中國人的形象太少瞭,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呈現太少瞭。我是懷著這樣一種心情拍攝普通人。那麼,當這樣的影片呈現出來之後,在銀幕上就顯得很“特殊”。

這種電影的遭遇,比如說被禁,比如說首先傳出來這是部地下電影,因為體制不接納所以它變成瞭地下。接下來就是海外得獎,再接下來就是秘密觀看,還有就是盜版DVD銷售。整個話語就這樣被“包裝”起來,也包括《小武》,於是給人形成一種“邊緣”的印象,就認為這個電影拍的是邊緣人群。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誤解。真正看過瞭就會知道,直到現在,我的電影裡面都是主流人群——如果我們能從客觀上理解這個國傢,認為我們這個國傢是13億人的國傢,而不是1億人的國傢的話;是960萬平方公裡,再貧瘠的山村也住著人,而不光是北京CBD這一塊,不光是浦東這一塊的一個國傢的話。我覺得他們是主流人群,怎麼是邊緣呢?如果說邊緣,那隻是在中國主流電影狀態的邊緣,但這個電影裡面講述的事實、生活和人我覺得是主流的。

再就是底層的問題。事實上,社會一定是有一個結構的,如果我們不偽善的話,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。但當討論電影的人談到底層這個概念的時候,他把自身認同於權力,認同於非底層,他會說“滴雞精功效這個電影是關於底層人民的什麼什麼”。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。事實上,甚至我電影裡面那樣的人,他也會說“那些底層的人怎麼怎麼”。底層變成瞭一個虛的東西,所有人都不是底層,因為他總能找到“比我更慘的人”,所以這個社會文化中就變成瞭沒有一個階層是底層,也就不存在這個社會對於一個人群的不公正。因為實際上對那個人群是沒有人去認同的。

徐:這種符號化會困擾到你嗎?

賈:一方面作為導演來說,我構築我的作品,我拍我熟悉、我喜歡、我感興趣的世界的時候,不會有什麼困擾。符號化有兩種情況,一種來自批評和不理解,一種來自肯定。肯定也會產生符號化。比如說賈樟柯發現瞭縣城,這是一個很好的評價,對我來說好像一個榮譽一樣。但是你真的要永遠拍縣城嗎,你的精神世界就沒有其他部分瞭嗎,就不拍那些部分瞭嗎?顯然一個導演不能被這種肯定所命名,當然更不能被懷疑和不理解所命名。

但是另一方面,作為從事文化工作的人,會覺得很困擾。這個困擾來自我們該怎樣工作,才能夠打開一種壁壘。就是在簡單的命名和簡單地對生活的歸納之外,給人們帶來一個開放的心態,甚至僅僅是對他人和其他生活的一種好奇。我覺得現在連好奇都沒有瞭。我們怎樣用已知所有的媒介,來改變這樣一個文化事實?

我最難過、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經歷,是在2002年戛納電影節的時候,那一屆帶去的是《任逍遙》。放映後的記者會上,電影頻道當時的一位主持人,她先用英文講瞭一通,我沒太聽明白。然後她自己翻成瞭中文:我要在這裡說這部電影完全是一個謊言,這是一部撒謊的電影。因為我們中國人根本不是這樣生活的,我們很多年輕人可以學電腦,用電腦,我們學英語,我們出國留學,到處都是中國留學生。我們的國門打開瞭,像我可以來采訪戛納電影節,為什麼這個電影要把這樣的生活拍出來,它是一個謊言。

這個主持人跟我沒有關系,對我也沒有成見,我相信也不是別人讓她說這番話的,那是她真實的認識和感受。正因為是她真實的感受,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刺痛。因為我突然意識到,同樣在一個國傢裡生活,我們已經到瞭不承認有別的現實,不承認有另外一種現實的地步。你至少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心態,我們還承認有這樣的人在這樣地生活。就好像面對歷史,我不是“右派”,我也沒被打到過勞改營裡邊,但我們會承認這是歷史,有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生活過。對歷史應該有一種開放性,我承認,我願意去瞭解。對現實其實也需要有這樣的心態,而不是很極端地把自己的現實變成整個國傢唯一的現實,個人和他者之間沒有任何關系。究竟是什麼原因,造成瞭我們不認同、不相信有另外一種感受,另外一種生命經驗,另外一種國傢記憶?我覺得這是在工作中挺困擾我的一件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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